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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苏哈托时期,无惧黑暗的印尼读书会青年

    2018-03-08 14:46:40  来源:“木田君的镐头”公众号  作者:木田无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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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89年,大雅加达,新学期第一天。新生琳达(Linda Christanty)好奇地四处张望着校园内「百团大战」的招新海报。她刚刚被印尼大学国文系录取,希望快快在这个新的校园里找到组织,找到同路人。

      然而,时间推移,琳达渐渐失望地发现,这远比她想象中要艰难。她身边的同学,按说也都是考上了世界一流大学的「精英」,可也只是每天上学放学,吃吃吃买买买;她关心的问题,同学们都无动于衷。

      「上一次换总统,都是23年前的事了吧?」琳达暗暗想着。

      1970年3月18日,琳达出生于印尼邦加勿里洞省(Bangka-Belitung),父母是当地制锡名企的中高层。尽管如此,由于从小住在多民族混居地区,又有位常常请穷苦人来家里借宿的爷爷,她还是和很多工友农友都有密切接触。她的邻居、也是童年伙伴康豪(Kang Hauw),就是这样一个卖鱼丸的华人贫民孩子??岛朗且槐叽蛴?、帮助家里卖鱼丸谋生,一边继续坚持学业的;上学都只能穿非常不整齐的衣服。琳达家里平时不让孩子们吃外面卖的东西,但在她几次央求下,她爷爷奶奶还是同意她去买康豪家的鱼丸。

      后来突然有一天,康豪没有回来;琳达这才知道,他去外面打渔时遇难,再也回不来了。

      在康豪的遗体告别式上,琳达看着他被鱼咬掉一半的脸,听着他妈妈悲痛的哭丧,此情此景难以忘却……她总是想:为什么我能衣食无忧,而康豪的生命与尊严就要被这样惨烈地撕咬?

      自此,对不幸者的愧怍,贯穿了琳达的整个少年时代。

      成年后的琳达回到邦加岛。
    
      图/Mereka Bilang Aku China

      事不关己

      就很「正?!孤?

      从出生到大学,琳达都快20岁了;可她所经历的总统只有一人:苏哈托(Soeharto)。她出生前的1965年,印尼发生了「九·三零」事件,自此,印尼右翼军方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。1966年,军方背景的领导人苏哈托上台,开始了漫长的独裁统治时期,史称「新秩序时期(Orde Baru)」。苏哈托的上台,有着国内外的多方政治斗争因素;而如果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,恰恰是此前的1945年宪法,既没有规定总统任期(1945宪法规定「总统和副总统任期5年,之后可以再被选」,但没有说最长任期不超过几任),又没有限制军方干政,才使得苏哈托屡屡突破最后一道防线,一个皇位做到底。

      在「新秩序」时期,印尼公民的言论、出版与结社自由都受到了极大限制;而对于琳达这样的大学生而言,最直接波及他们的就是始于1978年的「校园生活正?;? Normalisasi Kehidupan Kampus (NKK/BKK))政策。在这一政策下,校园里所谓的「百团大战」,其实只能是各个院系内部、局限于各自学科背景的团体;一切跨院系的社团组织都被取缔了。

      苏哈托之所以要推行「校园生活正?;?,是因为他担心大学生们再一次「不正?!沟刈橹鹄?,反对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,甚至反对其继续连任印尼总统。1974年1月15日,为反对苏哈托会见田中角荣,引进外资,推进全球资本主义,雅加达大学生游行示威(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 (Malari)),惨遭军方镇压,数十名大学生遇难。

      

      1974年,Malari惨案。
      图/Sejarah Gerakan Kiri Indonesia untuk Pemula

      然而,事不关己,就很「正?!孤?

      一年年过去,琳达一边努力学习,一边不放弃寻找同路人。终于,她发现了校园内的左翼读书会「自由学习论坛(Forum Belajar Bebas (FBB))」,迫不及待地投入其中,学习马克思主义。在苏哈托时期,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十分敏感,甚至是危险的。更何况,这时的琳达已快要读大四了,马上就要面临人生选择的关头。

      琳达是半路「空降」来读书会的;「直到大四才开始做自己大一就该做的事」,可身边这些这学期才刚刚认识的朋友们,却早已如亲如故。其中一位朋友,就是比琳达小两岁的学妹,印尼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迪塔(Dita Indah Sari)。迪塔来自棉兰(Medan),同样出身于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,父亲是亲苏哈托政权的专业集团党(Golkar)党员,母亲在一家外资企业任职。迪塔喜欢弹琴唱歌,而且在读书会讨论中,总能非常熟练地引用列宁的著作;这给琳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      

      1990年代的印尼大学文学院学生。
      图/fib.ui.ac.id

      「自由学习论坛」读书会上,琳达、迪塔和朋友们研读各种经典理论,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费尔巴哈、康德、韦伯、阿尔多诺,还有史福仁(Arief Budiman,印尼华人社运人士,早期亲右翼),确实挺杂的;」迪塔后来回忆道,「但当时因为我已开始动员工友,所以还是觉得,要解释资本主义下劳资关系的话,马克思的理论最有力量?!?/p>

      他们也会把Pink Floyd的歌词与《辛普森一家》的对白作为分析材料,静静聆听《迷墙(The Wall)》中歌者面对母亲时,刺痛人心的问答:「妈妈,我应该造那堵墙吗?……妈妈要把她所有的恐惧放到你心里,妈妈要把你拦在她羽翼下;妈妈要宝宝舒适又温暖,哦宝宝哦宝宝哦宝宝,妈妈当然会帮着造那堵墙……」

      他们会批判「新秩序」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:「只有经济发展了,才会自然而然有民主,现在急不得,先把蛋糕做大」;「随着科技进步,基于工业革命时期(阶级)意识形态的政治应被终结」;「在正在发展走向复兴的社会中,群众主动参与政治弊大于利,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」 ……甚至,「青年(pemuda)」都不叫「青年」了,只有「半大孩子(remaja, Anak Baru Gede (ABG))」;淡化「青年(pemuda)」一词中的激进政治意涵,使青年群体幼稚化、去政治化,同样是一种维稳手段,这样被称为「最高苏大大(Bapak Tertinggi)」的苏哈托就能长期执政了。

      「新秩序」时期

      印尼左翼青年读书会发展史

      他们还会讲起「新秩序」时期以来,整个印尼左翼青年读书会的发展史。

      1970年代初,关心政治的印尼大学生们通过校内社团结识,在运动口号中提出保障工农权益的诉求。日本学者山下嗣太在其讲座《被忽略的生活空间:印尼雅加达的超级城市开发和改造》中,提到了「新秩序」时期第一次反对政府的大型学生运动:反对印尼缩影公园(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)开发。印尼缩影公园的原址,是雅加达南部的农地,远离中心城区;苏哈托为了推进其妻子项目的开发,用军队堵到原址,强迫原住民以极少的补偿卖掉自己的土地。然而,参与运动的学生对印尼缩影公园开发的批判,主要集中于其预算过度与裙带关系,不能实现苏哈托的执政目标。在那个时代,大学生们还尚且幻想苏哈托能带来民主主义;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依然秉持精英「谏臣」态度,没有与原住工农一同抗争。

      「校园生活正?;拐呤敌幸岳?,青年地上社团活动空间日益收紧。1982-1983年,印尼爪哇岛的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松散的小型读书会组织,探讨社会政治理论与在地社会问题。

      1980年代后期,印尼读书会青年在其学习材料中,体现了更多来自菲律宾与韩国左翼学生运动的影响,他们也在自己的出版物中,进行赋权工友的实践。印尼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出版物《灯笼(Lentera)》中,就对菲律宾毛派学生组织「人民爱国青年(Kabataan Makabayan)」明确称赞;曾协助筹办「自由学习论坛」的左翼青年团体「同进会(Yayasan Maju Bersama)」在其定期出版物《我们的故事(Cerita Kami)》中,刊登工友们撰写的文章,反映工友们的日常生活、工作状况与权益抗争。

      与此同时,印尼读书会青年也并没有放弃团结校内其他同学,雅加达的国立大学(Universitas Nasional, Unas)、日惹的加查马达大学(Universitas Gadjah Mada,UGM)、泗水的艾尔朗加大学(Universitas Airlangga)等高校,都在他们的影响下,变得更加政治化;不同高校、不同城市的读书会之间也逐渐串联起来。 在西爪哇地区,除「自由学习论坛」外,有影响力的左翼青年读书会还有「解放之车(Wahana Pembebasan)」和「德波学校(Depok School)」,它们与印尼大学社会政治学部(FISIP)校友创办的贫民教育团体「黄鹂协会(Yayasan Kepodang)」一道,一边读书,一边以行动服务工友农友。

      这样的实践并非总是顺利。一次,「黄鹂协会」的部分历史系学生,在苏加武眉(Sukabumi)的偏远农村进行非正式教育小组社工实践。然而,他们逐渐发现,很多当地年轻人受困于经济压力,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教育小组,进城务工,以至于最后他们的社工实践难以维持。

      1988年末,印尼当地政府与大资本联合起来,为了在西爪哇省建设Kedung Ombo大坝、Cimacan高尔夫球场、Jatiwangi空军基地,大幅暴力驱赶原本住在这里的「D端人口」,不合乎法律程序,没有征求原住民意见,也几乎没有任何补偿。为了声援原住「D端人口」,印尼读书会青年学生与「D端人口」联合起来抗争;这也是他们与劳工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强力联合抗争。

      这场抗争后,很多印尼读书会青年反思到,自己的介入有些过于高调,以至于遮蔽了原住社区自我赋权的能力。自此,他们在行动中更加放低自己的位置,更多注重培训工农自己的组织者,协助构建行动网络。

      ……

      1990年代,印尼大学文学院学生上课情景。
      图/fib.ui.ac.id

      讲到这里,琳达和迪塔都陷入了沉思。彼时已是1992年,相当一部分读书会成员即将面临毕业;大家围坐在一起,一边回望历史,寻找当下的位置,一边探讨人生道路。

      「现在是咱们行动的时候了;」他们说。

      琳达喜欢也擅长写作,19岁时就凭作品《干树叶(Daun-daun Kering)》 ,成为了《罗盘报(Kompas)》短故事大赛最年轻的获奖者 ;她一直想当一名记者或作家,也算没有白费四年所学。迪塔会做什么呢?她是学法律的,大概以后会当公益律师吧。

      散会后,沉寂的依兰湖(Danau Kenanga)畔。

      「琳达姐,其实……我不打算念完书了?!?/p>

      「无论怎么说,我妈肯定都不会开心,所以我就直说了——『妈,我不想一直叫您供我念书,我已决定,以后不再继续念了?!晃衣杌故窍肴梦夷孟卵?,就说,『要想帮别人,先等你事业有成也来得及呀?!晃宜?,『妈,可受苦的人等不及呀,现在就在受苦,等不到十年以后啊……』」

      「那你以后要怎么打算?」

      「我吗?我想进厂,做一名工人,和工友们并肩抗争?!?/p>

      琳达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作为学姐,要给学弟学妹们多多作表率,尤其在职业选择方面;可现在,学弟学妹们为她做出的表率,甚至可能更多。如果不去融工,从没进过厂,即使写了再多的新闻和小说,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工友生活,为读者传达何种价值呢?

      「我第一次跟工友一起住,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敞开的人,要借宿也一点都不困难,」迪塔继续讲道,「大概也因为他们真的一无所有;他们大概在想,出租屋里只有一面镜子,即使我真来偷东西,又能偷什么呢?」

      再后来,琳达认识了纺织工会领导人费扎(Faiza Mardzoeki)及其伴侣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员莱恩(Max Lane),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费扎鼓励琳达,工友们需要理论基础,如果她能融工抗争,将会真正改善工友们的生活环境。

      走出狭小的书房

      融工抗争之路

      琳达最终决定,一起融入工业区。她写道:

      「去年十二月,暴雨倾泻全身;夜愈发寒冷。我走进幽暗狭窄的巷道,这个工友聚居区迷宫般的入口。尿骚味掺杂着泥土味,从湿滑的足迹中,如打哈欠般缓缓升腾出来。人类排泄物的特殊气味,同样从开放式的茅房中升腾出来。在用便宜粗木制成、刷着白石灰的宿舍门前,一两位工友站在那里,嗤嗤地聊着什么。热闹的印尼民间流行乐依稀可闻,欢乐的声音是那么微渺,甚至不足以消除在这一个世界里的静寂。在另一间宿舍里,一位老奶奶正在哄睡摇篮里的小孙子。当我用印尼语问她一个人的名字时,她只是微微一笑,用我听不懂的爪哇语回答了些什么?!?/p>

      「沿着地图的指向,我继续行走着。这密密缠缠、枝节交错、充满霉味的巷道,令我腹水翻涌。阳光也无法自由地穿到巷道里;屋内只有一枚5瓦的电灯泡,在下午五点才能打开,到了早上八点,又要断电了。巷道顶上盖着竹编的织物,没有通风口;这令此处从没有真正的白天。一间仅有2x3平方米的小房间,要塞进三到四名服装厂与纺织厂工友,月租金20000印尼盾。老板要求工友们『三班倒』(第一班07:00-15:00,第二班15:00-23:00,第三班23:00-07:00),还经常要他们『义务』加班。工友们的薪水相当之低,他们每天的预算只有700印尼盾——这只够他们一日三餐勉强糊口。欠债从无止息;拆东墙补西墙,已经成为了每日生活的一部分?!?/p>

      「那些未曾住在工业区、与工友们共同生活的人,定会怀有这样的刻板印象:他们一定面色阴郁,行动迟滞,哀叹贫穷。能留下这样的刻板印象,也至少可以证明,平民中的工人阶级,正在过着一种多么受压迫、多么悲惨的生活?!?/p>

      印尼雅加达贫民区。
      图/http://kamaludinhayat.blogspot.com

      1990年8月,万隆工业大学(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,ITB)的学生报纸《象头神(Ganesha)》上有左翼青年发表文章《大学生的倾向:在平等大同理想主义与新秩序建设意识形态之间》(Orientasi Kemahasiswaan: Di antara Idealisme Egaliter dan Ideologi Pembangunan),指出学生们大多出身于上中产阶层,沉迷消费,政治冷感,「对变化过敏排斥」。然而对于当时的多数同学来说,只要印尼经济依然在面上繁荣稳定,他们就会继续只顾自己的小日子,拿个高绩点,找份轻松又多金的工作。

      从这样狭小的书房中走出来,与工友共同生活,需要青年们显著的自我改造;毕竟,多数读书会青年学生同样来自城市中产家庭。一些出于好心的学生,因为难以适应工友们的衣食住行、言谈举止,常常无法与工农交流。对于另一部分学生来说,在贫苦的工友中工作,仅仅是一段暂时「体验生活」的过程;一时新鲜过后,他们还要回到学校,继续自己的中产「小确幸」生活。

      然而,对于其中真正的左翼青年来说,他们倾注甚多、牺牲巨大,真正「杀掉」了出身阶级在自己身上的烙印。他们穿工友们的衣服,说工友们的话,甚至像迪塔一样中断了大学学业;如此种种,都意味着放弃印尼新中产社会中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「印尼梦」。不仅如此,他们的行动还冒着巨大风险,因为相比面对校园抗争,「新秩序」时期的印尼警方在面对工友时,更可能使用不受限制的武力。

      1995年7月18日,巨河纺织厂(PT Great River)在Cibinong的茂物大街展开万人大罢工,这也是琳达参与的第一次罢工抗争?!窴urnia, Yanti, Wati, Indro, Yani, Tumiarsih, Rohana, Dwi, Erna, Indo……」时至今日,琳达依然能一一回忆起与她并肩作战的工友们的名字。在爪哇岛内外,印尼大学生民主共援会(Solidaritas Mahasiswa Indonesia untuk Demokrasi)的领导人佩特斯(Petrus Hariyanto)与奈扎尔(Nezar Patria),发动各地高校学生,以一系列行动来声援这场罢工。当时,早早辍学投身工运的迪塔,已然参与了印尼民主人民党(Partai Rakyat Demokratik)的筹建工作,并成为印尼工人抗争中心(Pusat Perjuangan Buruh Indonesia)主席;23岁的她与Wilson、Lukman、Budiman Sudjatmiko、Ignatius Pranowo、I Gusti Agung Anom Astika、Suroso与Garda Sembiring等同志一道,在工厂大门前发表演讲。

      1995年7月19日,工友声援现场。
      图/Instagram@pembebasannasional

      是日,迪塔以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,煽动反对公职人员(menghasut, menggerakkan massa, serta melawan petugas)」为名被捕。  第二天,即7月19日,琳达和同志们迅速发动8000名工友,游行至印尼国会大楼示威,高举拳头,提出五点诉求:释放迪塔;撤销印尼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双重职能与五项政治法(指印尼1985年颁布、旨在限制公民政治权利的《选举法》、《议会法》、《政党与专业集团法》、《公投法》与《集会游行示威法》);苏哈托下台;上调工资;平抑物价。7月20日至24日,巨河纺织厂的工友们回到厂区,继续罢工。

      在泗水抗争中的迪塔(Dita Indah Sari)。
      图/gewerkschafterinnen.amnesty.at/dita/dita.htm

      1996年9月6日,迪塔远在东爪哇的牢房里。她因于1996年7月9日在东爪哇泗水Tandas区领导工人示威再次被捕入狱;后来又因印尼民主人民党被指为「共产党」「颠覆势力」,她也由普通的刑事犯变成了「山巅罪」政治犯,刑期延长至八年。

      一大早迪塔就起来,打扫小小的八人间牢房,然后洗澡更衣,梳了梳好久没好好护理过的头发。这是迪塔期待已久的日子;这是她的母亲来探监的日子。她计划告诉母亲自己一切都好,不致她太担心。

      律师来到等待室,她赶紧问律师,母亲在哪里。

      律师的回答犹如晴天霹雳:「您的母亲刚刚去世了;她突然中风,倒在前来探监的路上?!?/p>

      反复游说狱方后,迪塔仅仅得到了三十分钟,与母亲的遗体告别。

      狱中的迪塔(Dita Indah Sari)。
      图/gewerkschafterinnen.amnesty.at/dita/dita.htm

      在铁窗之外,琳达一边以本名写作,一边以假名「米尔娜(Mirna)」抗争。1996年,她在阿迪达斯品牌鞋厂(PT Indoshoes)领导罢工抗争,不仅在雅加达有3000名工友在国会大楼前示威,远在泗水的丝丽集团纺织厂(PT Sritex)也有大批工友抗争,以示声援。自此以后,琳达面临被追逃的危险,不得不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;在任何一个地方,她都无法连续几日停留。更何况,琳达依然将主要精力投在工运当中,这更加限制了她写作的精力。

      尽管如此,在1990年代,琳达依然创作出了十分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品。1991年起,她就开始在创作中涉及性/别少数群体;后来的小说《粉蝴蝶(Kupu-Kupu Merah Jambu)》中,她描绘了跨性别工人的生活状况。1993年的小说《野草(Rumput Liar)》中,她真切呈现了「新秩序」时期印尼家庭的关系与矛盾:小说中不同意孩子参与反苏哈托政府运动的母亲,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;他们在政治创伤中成长,又在无意识中,以去政治化的态度,再生产着整个独裁体制。1997年的小说《背叛(Pengkhianatan)》中,她写了一对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兄弟姐妹,同样成长于中产家庭,一个反对「新秩序」政权,另一个却在国家情报局工作?!浮侗撑选纺茉凇队∧崦教灞?Media Indonesia)》上发表,没被和谐,估计因为小说是开放式结局吧;」琳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道。

      「我写故事,希望能像桥梁一样,连接从前互不相识的公民们,让所谓中产了解工友们的生活,了解工友们抗争的意义,进而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工友中的一员;」琳达说,「无论写作者还是抗争者,想象力使人得生活。情势多变、艰险重重,但想象力让行动中的我们更好地发展抗争策略,永不失却改变世界的斗志与信心?!?/p>

      琳达的短篇小说集《玛利亚平托的飞马》,
      其中收录了《野草》。
      图/Bukalapak

      迪塔同样一点点从悲痛中走出来,继续在狱中抗争,维护弱势群体权益。她向狱友们宣传他们应有的权利;这些权利常常被狱卒侵犯。迪塔提出了三点诉求:禁止狱卒私吞探监亲属送来的钱款;改善狱友基本饮食质量;禁止狱卒性骚扰前来探监的女性。迪塔将她和狱友们的诉求交给监狱长;两周后,她所在的牢房里就发生了放火骚乱事件。迪塔被栽赃为煽动放火烧牢房的人;她被强行移至玛琅(Malang)的监狱,很快又被移至雅加达西部卫星城唐格朗(Tangerang)的女子监狱。

      迪塔的家人愈发担心起这位被指为「印尼共产党人」的青年?!改闶鞘裁茨康难?想把苏哈托搞下台吗?那可不是个正经职业!」迪塔的大家族成员,更是渐渐与她父亲和兄姊拉开距离;所幸的是,迪塔的父亲和兄姊未曾怪罪她;整个刑期,他们都一直前来探监照应。迪塔自己说:「工友们需要吃饭,需要民主;这是所有人都知道正确的诉求。尽管恐惧,依然前行?!?/p>

      据全印尼劳工联盟(Konfederasi Serikat Pekerja Indonesia (KSPI))统计,1970年代印尼的劳工抗争运动仅有73次,參与抗争的总人数仅约有12000余人。但到1987-1989这短短三年间,劳工抗争运动已超过百次,参与总人数则为1970年代的数倍;而到1990-1994年,劳工抗争更是明显激增达一千余次,平均每年参与抗争人数也又翻了好几番;学生与劳工的合作抗争模式被成功延续下来。1997年,在金融风暴影响下,失业与物价齐飙升,学生和工友共战斗。1998年一月至五月,有记载的抗争运动已高达227次,平均每天都有1.5次大规??拐?,其中九成都要求抑制物价攀升,推动政经改革。

      要知道这两首歌的意义

      不仅是唱唱而已

      1998年5月,印尼学生占领国会大楼。
      图/silverglasses.wordpress.com

      1998年5月21日,独裁统治了32年的苏哈托终于倒台;此后,迪塔被时任印尼总统哈比比(Habibie)特赦,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。1999年,印尼人民协商大会(MPR)第一次修改宪法,总统与副总统由原本的间接选举改为由人民直选;2000年第二次修宪,限制总统与副总统任期,一任五年,增加了「最多可连任一次」的限定。  2010年8月17日,时值印尼国庆节,执政的民主党主席之一鲁胡特(Luhut Sitompul)以时任总统苏西洛(Susilo)「仍健壮,并受到人民的爱戴」为由,提出修宪使总统可连任三次的构想;这一荒谬言论顿时引来舆论暴击,以至于苏西洛本人都不得不出面澄清,保证自己一定按时下台。

      1997年,迪塔被授予沃特海姆奖(Wertheim Award),2001年又被授予拉蒙·麦格塞塞奖(Ramon Magsaysay Award),以表彰她在劳工抗争与印尼民主化进程中的卓著贡献。2002年,迪塔还获得了锐步人权奖(Reebok Human Rights Award),但因锐步本身就是剥削劳工的企业,迪塔拒绝接受该奖项。这一时期,迪塔协助创建了研究机构「媒体与社会科学解放研究院(Lembaga Pembebasan Media dan Ilmu Sosial (LPMIS))」与女权NGO「卡蒂尼的武器(Senjata Kartini)」 ,并担任印尼民主人民党主席。琳达在发表一系列高质量作品的同时,继续跟进当下的种种抗争;她说,虽然苏哈托独裁被消灭了,但还有宗教保守主义限制着独立思考,工友们的权益也依然有很大改善空间。

      

      2018年3月1日,琳达公开声援反海砂开采抗争。
      图/facebook.com/linda.christanty

      以琳达、迪塔等青年精神谱写成的《工农自由歌(Buruh Tani/Pembebasan)》与《抗争之血(Darah Juang)》,在印尼大学、加查马达大学等多所高校,都成为了新生必学必唱的歌曲?!豆づ┳杂筛琛访骺彀貉?,唱「学生工农城市贫民,并肩携手争民主」,「千百万次上街抗争,于我而言是坚定的一步」;《抗争之血》低沉凄婉,叹「工友的孩子上不了学,农村的青年糊不了口」,最后一句「母亲,请放我们流尽抗争之血」更是充满悲剧力量。

      2017年,在印尼伊斯兰大学(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 (UII))经济学院迎新会上,负责人费里(Feri)认真地说:「要知道这两首歌的意义,不仅是唱唱而已;这样新生们以后才能真正理解,大学生在社会中应当是怎样的角色?!?/p>

      印尼读书会青年是战斗的青年;

      他们要站在人民一边。

      印尼青年的读书会,永远未完待续。

      木田君唱《工农自由歌》

      来自木田君的镐头

      00:0001:22

      《工农自由歌》

      "Sebuah lagu tentang pembebasan"

      学生工农城市贫民,并肩携手争民主

      气宇轩昂万众同心,神圣使命勠力行

      美好未来属于我们,平等公义得繁荣

      印尼社会你我共建,苏氏旧影彻清除

      来吧,朋友,把消息传开吧

      在我们手里,握着民族方向

      来吧,朋友,让我们一起唱

      唱这一首自由解放之歌

      在暴政之下,我追寻这条路

      千百万次上街抗争

      于我而言是坚定的一步

      1990年代,抗争中的印尼大学文学院学生。
      图/fib.ui.ac.i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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